在防疫物資缺乏及疫苗研發跟不上疫情的情況下，有超過122國的矯正機構發生群聚感染，全球至少有532,100名收容人確診，3,931名死亡；即便防疫已逐漸步入正軌、物資到位、疫苗逐漸普及的現在，仍有不少國家的監獄飽受疫情所苦。48個以上國家的矯正人員，為防疫導致長時期過勞，選擇離職的人數也不斷攀升，直至今日，獄政人員的染疫確診和死亡仍是現在進行式。

對矯正人員實施衛教、配發個人防護裝備，重新規劃值勤時間、交接班方式與備勤空間；配予收容人口罩與肥皂並要求勤洗手，實施監內衛教，體溫監測、定時清消，動線重新規劃，分艙分流、定期篩檢等等，已是全球多數監獄的日常。經過一年半的防疫，各國監獄累積了不少經驗，在防疫措施上也不斷做調整，但因國情、國力及對病毒認知上的不同，交出的成績當然也有好有壞。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監獄在發生群聚後，疫情通常會向鄰近社區擴散，為阻斷機構內的傳播鏈，無可避免的必須提高管理強度，但相對使得治理難度大大增加。
分艙分流使得活動空間更形限縮，人與人之間的摩擦也就無法避免，加上隔離日久，衛生條件更難以維持，緊繃的氣氛會因為小小的齟齬而走向失控，收容人與收容人間原本相處的默契、矯正人員與收容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感，便會消融瓦解，往往也會引發衝突。在面對焦躁的收容人時，疲勞與壓力易使矯正人員在處理戒護事故時失去耐性，一不小心施用強制力就會演變為純粹的暴力。
面對遙遙無期的疫情、對解封的期盼，與害怕失去生命的恐懼，會讓人開始對防疫措施感到厭煩與抗拒，衝突的規模只會愈演愈烈，疫情控管也就難上加難。無論對收容人或矯正人員，在承受如此高壓與恐懼下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即便在疫情結束後也很難恢復。
各國獄政防疫政策
正因為矯正機構是疫病溫床，聯合國、世衛組織及各國維權團體才會再三呼籲各國政府減少或釋放一定比率的囚犯，在疫情爆發這種非不得已的情形下，降載機構容額，釋放對社會危害性較低的收容人，藉以降低疫情傳播與管理難度。就連北韓，也在2020年底釋放了7,000名勞改營囚犯。
而疫苗施打率高於50％的以色列，不僅接種比例居全球之冠，在克服疫情初期物資不足的窘境後，確保30個矯正機構的9,000名矯正人員與14,000收容人皆有足夠的口罩與肥皂，勤務制度上也做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將值勤方式改為24小時輪值後，讓工作人員休息兩個整天。
以色列的監獄防疫之所以能夠繳出亮眼的成績，源自2020年3月17日徹底實施分區隔離，並將獄中收容人社交距離拉長至3公尺，遠大於其他各國的6英尺（1.82公尺），但也由於大幅限縮收容人接見及視訊接見、甚至律師接見的時間，並取消收容人休假返家，而引發各界不滿。
中國的獄政防疫則有著濃厚的極權色彩，除了重辦失職人員外，也實施最嚴格的隔離管制。2020年2月13日，山東任城監獄爆發全球第一起監獄群聚，省司法廳長及監獄長等共8人被拔官，事後被依「玩忽職守」判處一到二年三個月不等的刑期；隨後浙江亦傳出有獄警刻意隱暪武漢旅遊史而將病毒傳入十里豐監獄，監獄政委與監獄長同遭免職，該名獄警下場似乎不難想象。封閉隔離的對象包括人犯及獄警，也就是採行最嚴格的人員管制，獄警除了監獄內值班與下班返家外，還需至指定處所隔離，也由於獄警耗在隔離的時間比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還要長，中國管理局對此放寬管制，讓獄警可以攜帶手機值勤，以解思親之苦。
至於超買疫苗並已普遍施打的美國，矯正人員接種意願不高反低，多數人寧可冒著染疫風險也不願接種，只因不希望副作用影響生活品質，但這樣的決定不僅讓不少獄政從業人員因此罹病死亡，也讓所服務的監獄疫情難以掌控。
台灣監所防疫需通盤檢視
打從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的初期，台灣因邊境管制得宜，成功阻絕病毒於境外，但我國的第一線執法人員在疫情中其實相當不受重視，在警消陸續傳出染疫後，政府才匆匆調整疫苗施打順序，而一向被邊緣化的矯正人員即使從第六類調整為第五類，同仁正要開始接種之際，卻因媒體質疑高雄兩監獄跳級開打，疾管署即暫緩矯正機關人員疫苗接種，無形中增加了監獄成為群聚破口的機會。
矯正署在防疫作為上仍維持防堵策略，但已然進入社區感染的台灣，現在又有傳染力特強的Delta變種病毒株時，監所現行的防疫措施是否能擋得住不斷變化的病毒，疫情指揮中心或許該對獄政防疫措施做一個通盤的審視，並訂定出更迅速且明確的決策。

原文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29/2018131.htm

疫情尚未降溫的今日，矯正機關的防疫工作仍只能用混亂來形容，新冠病毒自武漢爆發的這過去一年半裡，矯正署並未從各國監獄付出的慘痛中吸取經驗，訂定迅速可行的計畫做因應，反而在國外公衛與防疫經驗業已被證實無效的措施上打轉。
雖然司法院與法務部於本土疫情爆發後開始減少移送，以期於源頭端減收為矯正機關做降載，然而收效極為有限。再者，新收入所及與各監之間的移動人口未先行做採檢，染疫風險反而因此大增。前篇提及的聖昆丁監獄慘劇即是未行採檢移監釀的禍，終致整個加州的疫情失控。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2020年3月，嘉義及屏東監獄購置為數不少的塑膠袋，用以更換家屬裝會客菜餚的內外袋，並重新打包，說是為了避免可能附著的病毒傳入戒護區，然而這種做法對防疫的效益極低，更易讓食物在換裝過程中遭受污染，也與減塑政策背道而馳。一位公衛出身的朋友就此去信矯正署，得到的回應是：「食物包裝袋上若殘病毒恐易造成機關防疫破口……，依權責調整規範檢查密度，洵屬正當」。但令人費解的是，既然擔心食物包裝袋殘留的病毒會造成防疫破口，那為何這樣的美意不讓全國矯正機關一體適用，以召防疫之效？
矯正署2021年5月底最新的函示是，要求各矯正機構對所有進入戒護區的車輛進行消毒，但是對成天風吹日曬雨淋，又不會有人去摸、去舔的車體消毒，根本毫無實益，這在國外公衛經驗早已印證是無助防疫的作為，但在台灣卻是各監所的重點防疫措施。甚至有機關首長深恐漂白水消毒不夠徹底，還叫人拿整罐乾洗手對救護車外表噴過一遍。這種跟著感覺走的防疫方式源自於恐懼，其導致的結果是，不計代價防護造成的浪費，以及害怕物資缺乏而過度的惜用。
曾有戒護同仁穿了整套防護衣戒送急診，到醫院就被醫護罵穿得如此誇張，不僅沒有必要，還會引起院內病患恐慌；另一監所的同仁則是眼巴巴地看著護理師要收容人把防護衣脫掉才能進醫院，這令戒送的同仁面面相覷：到底我們包得密不透風是在幹嘛？還有，提供同仁防護衣著裝，卻沒給鞋套、手套，綁帶也沒綁上就直接出勤的，既然把它當隔離衣穿，又何必花三倍的價格採購防護衣來糟蹋？
另一個極端是，要求同仁辦理新收業務時，穿過的防護衣不能丟，要自行找地方晾掛後收存，留待再辦新收時拿出來穿，就連破損、失去防護功能都還得繼續使用，這簡直是拿基層的命開玩笑。個人防護裝備（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即使可以隨時取得，方便取用，但若不知何時該用？該怎麼用？什麼時機用什麼裝備？缺乏明確統一的指引又沒有衛教，這樣的防疫簡直跟耍猴戲沒兩樣。
實事求是的防疫，不該是拿消毒液噴車，或是用漂白水擦幾百年都沒人摸過的圍欄。讓我們看看2020年3月，科技部從《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得知新型冠狀病毒在銅表面僅能存活4小時後，就購買銅箔將其裁剪後貼在會頻䌓接觸的按鈕和門把上，再每天定期消毒以降低感染的可能性。可惜矯正署內的矯正醫療組並無公衛與感控專才，似乎也未曾外聘此領域的專家委員，只靠定期跟衛福部開開會，不僅訂不出確切有用的防疫策略，更難以掌握各機關的防疫現況。再者，矯正醫療組在矯正署內部是個長期不受重視的幕僚單位，署長及各監所首長執意要做的事，哪怕再浪費人力、物力、時間，又無實效下，也只能幫長官背書到底。台灣獄政防疫不走科學實證路線而偏重感覺，也就不讓人意外。
史丹佛大學與長期研究監獄公衛的耶魯大學醫學院合作，於2020年9月9日於《流行病學年鑑》（ Annals of Epidemiology）發表一篇以美國某座感染COVID- 19的大型監獄為模型的論文〈Estimation of COVID-19 basic reproduction ratio in a large urban jail in the United States〉，分析該監檢測陽性中有症狀、無症狀感染者中康復及死亡的人口統計數據，並加以演算模擬。研究結果發現，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與相對較低衛生條件的監獄裡，每位感染者都將把病毒傳給8.44人，傳播速度相當於2020年2月爆發群聚感染的鑽石公主郵輪號的3.6倍，武漢爆發疫情的4倍之多。若矯正機構沒有迅速做出應有的反應，則傳播速度會更快。
對傳播速度沒概念的話，一起來回顧前面提到的2020年鑽石公主郵輪號事件，一名感染者1月20日登船，於23日出現咳嗽症狀，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月5日到3月15日這40天裡，確診人數從10人爆增為712人，最終導致14人喪命。
防疫是跟死神賽跑，台灣獄政的防疫工作卻仍站在起跑線上。




原文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02/1996822.htm​